1.为了公共利益 为了公共利益，属于个人信息处理的重要正当目的之一。
[lxxx]参见前引[73]，陈运生文，第47页。民事裁判中的合法有效审查，应在何种范围内进行并适用何种审查标准，目前制度上还没有权威、明确的规范指引。
也有不少民事裁判文书载明了援引规章或行政规范性文件的理由，这些理由多种多样，例如：（1）与民事法律不冲突。其二，即便在行政诉讼中，对规章进行合法性判断的权威标准仍是以条文内容是否合法为限。根据裁判文书引用规定展开的合法有效审查，应体现出对行政权的尊重。在合同纠纷案件的审理中，无论当事人双方争议焦点为何，法官都有义务先行审查合同效力。目前全国已有不少地方发布了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主体清单。
二审法院指出，上诉人是否有权收取此类费用，目前并无相应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予以规定，引用案涉行政规范性文件作为处理依据并无不当。法官必须进行充分审查并在裁判文书中适当载明审查过程与结果，才能对规章或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有效形成内心确信，并完成其裁判说理义务。陈茹玄所说的此句，即1913年《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中的第十九条：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
今董仲舒、何休之传口说，所谓不成文宪法焉。而在效法西方宪法时又迷失了自我，反倒丧失了与西来宪法融合的资本与能力。因为它活在人们的心中，所以它有复制创制的能力，甚至可以替代那些衰亡了的法律。民国之初，礼教虽然未能在宪法中取得国教的地位，但尊孔条款的入宪总算是使传统与现实有了联系。
礼之更新的历史机遇痛失，也可以从将根本法匆忙译为宪法看出。故运动垂二十年，卒不能得一健实之基础，旋起旋落，为社会所轻。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89页。首先，这种维护而不是制约权力的宪法，脱离民众生活，无法唤起民众的共同情感。从这一规律来说，中国古代的礼与西方的宪法在戊戌维新之前，尚具备融合的条件，即礼与宪法有着相同或相通之处。当法律的条文与礼所提倡的忠孝节义冲突时，法律往往会依据礼而为孝子烈女、忠臣义仆、侠客义士网开一面，以弘扬礼的精神并彰显礼所具有的根本大法的地位。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07-108页。在具体的内容方面，礼与宪法也有着相通之处，比如：中国古代虽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权力限制，但对帝王与官吏的道德要求、官僚机构间的职能分工与制约并不缺位;虽然没有现代民主思想，但却有着与当时社会发展相匹配的民本主义;虽然没有现代的权利意识，但也有着全社会一直认可的议政标准。当西方宪制传入时，主张移植宪法、效法西方的主导者们未能自觉地将礼与宪法相联系。（二）礼的崩溃 民初政治局势纷扰，学派主张繁杂，社会共识撕裂，民初有主张恢复清室的复辟派，如刘廷琛、劳乃宣等;有主张袁世凯称帝的君宪派，如杨度、严复等;有独树一帜的联邦论者;有孙中山等的三民主义、民主共和等。
预备立宪的成果《钦定宪法大纲》也由于民众的不信任，不仅没有起到凝聚社会共识的作用，反而激起社会舆论对清廷的不满与批判。与赞赏中国的魁奈不同，对中国持有批判态度的孟德斯鸠，也同样明确地指出礼是铭刻在中国人的心中和精神里的大法。
因此，应该说明的是，将礼比拟于中国古代的宪法，无非是今人对古史的一种分科整治，是当代学者对礼的一种宪法学角度的解读，其远远不是礼的全部，更不是礼的唯一定性。以视戊戌，不仅判若两人，且有每下愈况之叹。
今各国之为宪法，限于其一国，及其一时。这套准则的中心原则之一是‘举措按名分（礼）。二是，礼在数千年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中不仅在其他法律衰微时具有复制代替那些法律的作用，而且还具有创制的能力。此处所言的经就是体现儒家思想的礼;所言的法理理即为儒家经学中的法律主张。国教案是民国初期传统之礼的回光返照。约法，约法，你岂不是一个有罪无功的厌物吗？陈独秀：《独秀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78页。
民国初年对礼的维护与批判，参见蔡尚思：《中国思想研究法》，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88-382页。君子依于礼，而礼的教导是写在典籍里的。
一、礼是中国古代的宪法 （一）宪法是社会共识的凝聚 以宪法定性中国古代的礼，有情非得已之处。由此否定了孔子之后的学术传承。
陈茹玄编：《增订中国宪法史》，河南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51页。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39页。
又言：报仇者，书于士，杀之无罪。启超不谓然，屡起而驳之。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将传统礼教的核心三纲与康有为君主立宪所倡导的民权、平等思想直接对立。由此而言，在近代西方宪法学涌入之时，礼自然应成为接纳宪法的最佳平台。
其案由刑部、大理寺、巡按御史联合多次审理。[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73页。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780页。陈独秀尖锐地指出，十九世纪的立宪虽然时髦，但其终究不过做了一班政客先生们争夺权力的武器。
如御史刘汝骥言：欧洲百年前，其君暴戾恣睢，残民以逞，其病盖中于专制，以立宪医之当也。加之预备立宪是清廷在镇压了戊戌变法后反而接过了变法者的主张而进行的，这种出尔反尔的举措使民众对预备立宪充满疑惑。
除变法的反对者旗帜鲜明地维护礼教外，学界还存在着另一种方式抗拒立宪思想的传入与普及，即一心只读圣贤书，对蜂拥而入的西学视若无睹。而中国（乃至东亚）对礼治传统的研究却相当薄弱，至今未能对其历史流变形成一个清晰的认识。再次，1913年在《天坛宪草》的制定过程中，提出以孔教为国教动议的陈铭鉴等人、在五·四运动中向国会提出尊孔法案的陈焕章等人，沿用了康有为戊戌变法时的方法，将孔子装扮成共和的始祖，而且以孔子之学附会民主、平等、共和等现代价值理念，蔡尚思：《中国思想研究法》，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24-325页。高旭晨：《传统——法系融合之基础》，载《中国法律近代化论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6-37页。
《周礼》所记载的内容虽不免有许多后人想象附会的制度，但其所载天、地、春、夏、秋、冬六官的设置与职掌，自秦汉后以至隋唐近千余年间一直为历代王朝所追求并付诸实践，隋唐时中央行政机构尚书省下辖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制终于完成了《周礼》中所蕴含的对国家机构职官设置的理想，自此这一制度一直沿用到清末。章太炎说：民国以还，在官多寡学之徒。
如前所述，将宪法作为权力的工具是清末预备立宪遗留的弊病。中国的基本法完全不受皇帝的支配。
钱穆亦认为：康有为自维新一变而为顽固，又各趋极端。爵房与乡绅房在后来的翻译中则被称为上议院与下议院。
